既盼着“孩子”长大，又怕“孩子”改姓，道出了一批医药领域创业者的忧心。黄寰并非孤例，仅他所在的“药谷”，就有4个有望诞生国家一类新药的中小企业已有外资参股或控股，其他被外资后期介入的新药也有二三十个，甚至某海外投资集团在最近两三年内已相继投资60多个国内生物医药项目，被业内知情人形容为“圈地运动”。这些临床医药正处于产业化前期，此时知识产权所有者一旦改变，就意味着新药上市后的受益人也将相应改变。

       有识之士清楚，新药只有产业化后才会产生巨大价值。如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提炼传统中药丹参有效成分，并化为针剂形式，用于心血管病治疗。该药凭借10项中外专利构成的“专利群”，在上市后半年内便创造了月均销售500万元以上佳绩，年销量达百万支规模，预计3到5年内市场规模可达5亿元。假设当初他们将手中的自主知识产权出让，那么这一切经济和社会效益都会付诸东流，患者也可能因此不得不购买价格相对高昂的同类进口药物。但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1000多种中草药项目已被外国企业在国外申请了专利，这些本可国产的专利药物都可能高价返销国内。

国际化前提：抓住知识产权

      由于种种原因，中药知识产权目前基本是“随资本而流动”。中国中医科学院王凤兰副教授等多位专家指出，国内亟待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专门制度，这既可为国际上谈判和交涉提供有力依据和有分量的筹码，也可为相关商业开发提供一份指南。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马治国认为，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由此形成的后果主要是国际合作中权利的流失，研究表明这种传统知识正在被“不当占有”和“不当使用”，尤其是一部分国外公司。

      生物制药领域的中小企业具有自主创新的活力和勇气，但在对外引资中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因而廉价或无价、直接或间接地流失了知识产权。黄寰坦言，他也想内外资并引，构筑多元资本，但若要因此让出知识产权，自己情愿凭借一定技术秘密，调整研发策略，延缓产销进程，“捂”住现有成果，把中药肾参的根留在这块土地上。然而，凭他一人，能经得住外资势大力沉的叩门吗？

       作为沪上第一批创业投资业者，上海创投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裕达一口气举出了好几个类似黄寰的案例。他表示，目前我国在资金层面上保护自主知识产权还显力不从心，这种状态急需改变。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大部分资金投向房地产等投资过热领域，对中小科技企业题材缺少应有的关注，股市“中小板”年初才刚刚突破百家，与主板市场的融资规模反差极大。至于政策性创业投资，其规模水平与国际风险投资相比还极为有限。目前，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可获大额度政策性风投的几率不足千分之一，风投总盘仍需扩充。而行业内，国内医药企业尚不能与国外同行进行投资比拼，不少具有潜力的成果转化项目还有待企业蓄力扶植。

      走出2号楼，黄寰发动了他的合资品牌轿车，下班回家。颇有意味的是，在中国汽车“满城尽带洋名牌”的今天，我们迫切呼唤着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汽车，而国内中药市场日后会不会也贴满外文标签呢？